厲以寧最初提出股份制時并沒有過分強調企業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決知青回城就業難題。城市集體企業的發展，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準備了厲以寧提出股份制的初衷是什么，歡迎參閱。

厲以寧提出股份制的初衷是什么

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有幾位學者以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在江湖上揚名立萬，比如以倡導市場化改革聞名的吳敬璉被稱為“吳市場”、以呼吁股份制改革為已任的厲以寧被稱為“厲股份”、以推動破產法而著名的曹思源被稱為“曹破產”……

不過，厲以寧最初提出股份制時并沒有過分強調企業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決知青回城就業難題。

這是因為，在農村轟轟烈烈地開展改革之時，中國的城市卻面臨著嚴峻的社會問題的考驗。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經驗和教訓。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發了兩個文件：《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和《國務院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同城和就業問題。

歷時10多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有無數知識青年從城市進入農村，而當初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業壓力很大。

1981年10月，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了一份《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對這場運功的起因、發展、失誤、教訓等重大問題提出了基本看法：1.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50年代根據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目的是解決就業問題。2.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就業問題，但是在“_”的10年中，當成_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港。1981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勞動部門統一管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解決上山下鄉運動的遺留問題。全國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基本結束。

過去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我國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顧生產力水平低、層次多的特點，人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級過渡，輕視集體經濟，消滅個體經濟，使所有制的經濟形式越來越向單一發展。這給我國經濟建設、勞動就業和人民生活帶來很多因難。特別足在“_”以后，這種困難和問題首先以勞動就業為薄弱環節表現出來。因為“_”期間國民經濟停滯不前，國有工商企業又四體制問題和政治原因，長期人浮于事，冗員充塞，無法容納更多的人員就業。

到1979年，回城知識青年大約1700萬，再加上320萬沒有就業的留城青年，總數達到2000多萬，大體上相當于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1/10。成千上萬的返城知識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業，而政府和企業又無法滿足這么多待業人員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現了包圍火車站、包圍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休事件。

因此，1980年四五月份，為了解決知青回城的就業問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了勞動就業座談會。在這個會上北京大學學者厲以寧提出股份制設想，認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火就業問題。但是，厲以寧的這個提議當時并沒有得到中火政府應有的響應。

三個月后，在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的，由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萬里主持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厲以寧再一次提出用股分制辦法解決就業的社會難題，得到了與會的于光遠、童大林、馮蘭瑞、蔣一葦、董輔仍、王玨、趙履寬、鮑恩榮、胡志仁等學者附議。

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絕大多數領導對西方經濟學不然，對資源配置的理論也不熟。實際上，許多人僅僅把股份制作為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而沒有認識到股份制將重新構造微觀經濟的基礎。但這是眾多學者第一次公開呼喚中國建立股份制。

1984年4月，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家體改委)在常州市召開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會議紀要提出城市集體企業和國營小企業要進一步放開、搞活的辦法是“允許職工投資入股，年終分紅”。

這期間，我國的農村企業和城市的小企業有了股份制的雛形，其特征是從淺層次的集資入股型到深層次的合股經營、股份合作型發展。例如，1982 年6月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經國務院批準成立，與廣東深圳市地方企業實行橫向經濟聯合，公司全權負責籌資開發深圳經濟特區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設并經營具有一定規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股份制是完全自發的市場行為

可以這么說，20世紀8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中國的興起，絕不僅僅是完全自發的市場行為，而是有著當時政府主動的引導和鼓勵在其中……近年來有關證券市場的歷史研究中，許多年輕學者都把股份制描述成市場發展中自生的行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人避諱的歷史研;究空缺所造成的。

股份制是自覺的制度設計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進行中國30年改革歷史研究的學者。近年來有關證券市場的歷史研究中，許多年輕學者都把股份制描述成市場發展中自生的行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但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卻不盡然，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人避諱的歷史研究空缺所造成的。

1984年10月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樣的政治共識，并闡明了“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山此開始進入了正式試點階段。

1985年1月15日至3月8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在聽取國家計委(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七五”計劃的總體設想以及“七五”能源工業計劃、運輸郵電計劃、原材料工業計劃、人民生活、輕工市場計劃、基本建設計劃、財政計劃、信貸計劃的初步設想時，對于“國營企業管理體制”問題著重強調：“世界銀行調查報告中，提出國營工廠實行社會主義股份制。中國國營企業應該實行多種國家機構所有制，國家機構組成董事會，這樣可以打破條條塊塊。我覺得，社會主義機構股份所有制加董事會也是個辦法。私人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國家可以收買股份，插進去。”

1985年4月29日至5月2日，國務院總理在聽取“七五”計劃綱要起草小組匯報時，就“股份經濟問題”表示：“我對搞股份企業是有興趣的。企業擴大自主權以后，企業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可以實行股份所有倒形式，這可能成為公有制的一種新形式。這種形式把財產所有者代表具體化了。現在的財產代表太抽象，分解為幾股有好處，所有者、經營者，工人三者之間可以相互制約。”

1986年8月2日至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召開對于“明后兩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會議明確要求“積極試行股份制。橫向聯合的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聯合投資的新建企業，盡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區，都可選擇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

1986年11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討論《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草稿)》。會議認為，企業改革總的思路是：“搞活大中型國營企業，除已有的改革措施外，關鍵是要在把企業所有權和企業經營權分開上做文章。……將來企業的資產可能由國家資產、企業自有資產和股份持有者資產組成。企業納稅后的利潤，由國家、企業和其他股份持有者按各自占有的資產多少來分配，以鼓勵、調動企業擴大積累的積極性。這篇文章做好了，不僅會使國營企業的狀況有一個根本的改觀，還會涌現出一批企業家和企業家集團。放開經營權，加上股份制，國營企業的活力將會大大增加。上述設想需要深入研究和進行試點，積極摸索經驗。”

據此，1986年12月58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其中第二條是：“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企業之間互相技資，或聯合投資新建企業，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第八條是：“鼓勵發展企業集團……有條件的企業集團可實行股份制。”

在中央決策者的鼓勵下，1984年，北京、廣州、上海等地進行了股份制試點。廣州、上海等地的少數企業進行了本廠職工發行內部股票的試點。1984年7月，北

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業——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并向社會公開發行了每股面值為50元人民幣的股票1萬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實業有限公司發行了每股面值為50元的股票10萬股。上海愛使電子設備公司發行了每股面值為50元的股票6000股。這些股份制試點企業誕生并發行股票，引起了眾多投資者的興趣，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一階段股份制試點中有數千家企業在集資發行股票，其特點是小企業多，集體企業多，鄉鎮企業多，自發進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責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債權式的股

“橫向聯合”啟動國企股份制改革

農村改革后的鄉鎮企業興起、城市集體企業的發展，再加上國有企業加入其他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橫向聯合并以資本紐帶建立起新型的產權關系，使得中國股份制改革的基礎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大好局面。

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打破原有計劃經濟休制條塊分割的束縛，大中型國有企業開始采用“橫向聯合”的改革辦法，開辟了向股份制改革發展的另一條途徑，成為萌發股份制的因素之一。

1980年4月22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在長期計劃座談會上講話中就提到：“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把各種資金引到國家建設需要的方向上來，彌補國家建設資金的不足，解決以小擠大、重復建設的問題。有效的辦法，就是要在經濟上搞聯合，走聯合之路。現在實行兩級財政和擴大企業自主權后，地方和企業的錢會逐年增多。但無論如何再不能把地方和企業的錢收上來，這條路不能走。只能采取經濟的辦法，自愿協商，實行互利，搞合營或聯合，把資金引導到國家急需的、重要的建設上來。比如輕工，與其各個地方自己搞，不如集中在條件好的地方搞，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分利潤，分產品。國家要制定有關的政策，要立法，所有制不能隨便變。這樣，矛盾會緩和些”

據筆者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丁寧寧采訪，當時地處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車制造廠(簡稱“二汽”)采取了和一機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系統以外的軍工企業和地方企業“橫向聯合”的辦法，終于使汽車產量達到設計目標，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1983年，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指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帶隊到二汽調研，總結二汽“橫向聯合”的改革經驗。在起草和修改調研報告時，一些同志提出，為了進一步推動改革，可以把“橫向聯合”中的投資和固定資產折成股份，組成緊密型的股份公司，“橫向聯合”就更鞏固了。針對當時“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慮，中心同志引證馬克思“股份制是對私有制消極的揚棄”的原文進行辯駁。馬洪在關于二汽調研結果給國務院總理的信上，寫下了一段關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鞏固“橫向聯合”的觀點。國務院總理看了非常高興，在批示中寫下了“這個辦法好……榮譽共享，利益均沾”等一段話，并打電話給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了流通問題，在理論上還有一些障礙。馬洪要中心的同志繼續從馬克思原著中尋找排除障礙的理論根據。于是就有了《股份制與資本市場問題》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將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給《世界經濟導報》于1985年2月4日發表，定題目為《社會主義要有“資本市場”》。